近期出版的《刘亚洲文集》中提到“中国是告密成风之国”，颇令人反思。作为社会学意义上的一种人类行为，对于告密并不能只作简单的道德判断，很多时候也是制度的驱使与提倡。
然而，告密伴随着猜忌与仇恨的散布，调动起人们身上潜在的恶，瓦解人与人之间的信任，腐蚀民族精神。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看，这项在中国有着数千年历史的“文化”今天应当终止。
中国是“告密成风之国”？
不久前出版的《刘亚洲文集‖有这样一段文字，“英国饱受恐怖主义之苦，政府制定出揭发恐怖分子的法律，在下院被否定，理由：不能助长人民的告密之风。这说明不列颠民族的成熟。我不是今天才成为告密的受害者。我早领教过它的厉害。1973年初，全国大反走后门。武汉大学工农兵学员中，走后门者甚多，李小林（注：李先念之女、刘亚洲的妻子）首当其冲。非走后门的学员都成了发情的公驴，讨伐干部子弟。为避风头，李小林离校回家暂住。我留校窥测动向。某日，我打电话给她。学生宿舍电话安在走廊。一人用，众人听。我叫她沉住气，此风不久即会过去。第二天，在外文系最显赫的位置贴出一张没署名的大字报：《试问这两人要干什么？》将电话记录公布并加以抨击。回到宿舍，我对每一个人投去怀疑的眼光。但每一个人都笑得相当坦然。他们愈坦然我愈不寒而栗。”
刘亚洲这段话或许有其个人情绪色彩，但他认为的“中国是告密成风之国”，却也值得令人反思，也一直有学者在关注。青年学者冉云飞称自己十多年来一直在撰写《中国告密史》，而凤凰出版社则早在五年前就推出了由何木风所著的《隔墙有耳：中国历史中的告密往事》。
“告密”的确是一个令人“不寒而栗”的词语，经历过“文革”的人，都对这个词有着深切体会。章诒和曾写道，自己在读了冯亦代的告密日记后，震惊瘫软到“一张报纸都举它不起”。那个年代，夫妻告讦、兄弟阋墙、朋友反目、同事成为眼线、熟人甘当卧底，可谓层出不穷，甚至有人举报亲生母亲而使母亲遭到枪毙。
作为社会学意义上的一种人类行为，对于告密并不能只作简单的道德判断，很多时候也是制度的驱使与提倡，比如商鞅、武则天、王安石，都将告密写入法令加以鼓励；它的涵义也并不是单纯的“秘密揭发”或“打小报告”，一些“告密”也有着正义的色彩，比如卧底、间谍等等，傅冬菊就奉命在自己父亲傅作义身边潜伏，将傅每天的言谈、神态、情绪变化等记录并报组织。类似的还有陈布雷的女儿陈琏，以及杨子荣、余则成等英雄形象；而像国外的“水门事件”、“棱镜门”等“告密”事件，则有着更为复杂的背景与意义，充满争议。
历那些著名的“告密”
因当权者的需要和鼓励，中国告密传统源远流长。从最早的崇侯虎、卫巫开始，这些故事一脉相承。沙叶新在《告密文化》中说，“告密”是“缠绕中华文化挥斥不去的梦魇”。
汉武帝出台“告缗令”，鼓励百姓举报一切相识者的资产。凡被人告发隐匿资产、呈报资产不实之人，其资产将被全部没收，并将一半奖励给告密人。此令一出，民间告密之风大盛。
《太平广记》记载，武则天时期鼓励告密。公元684年某日，十几个侍卫军士在客店饮酒作乐，一个人开玩笑说：“早知今日得不到功赏，不如去扶持庐陵王了。”这个“庐陵王”就是已被废黜的中宗李显。有一个人趁大家不注意离席走出，于是酒席还没散，羽林军已破门而入。告发者授五品官衔，说那句话的人被处斩，其余在场的人属于“知反不告”，一律处以绞刑。
唐代的宋之问，后人用八个字概括其一生：“才华盖世，无耻之尤”。这个著名的诗人曾在患难之际投靠朋友张仲之，却向武氏政权告发张仲之谋反致其一家被杀，最终导致“天下丑其行”。
促成了鸿门宴的曹无伤、岳武穆坟前跪了一千年的王俊、平民告密者丁钰、挂历史倒挡的袁世凯……形形色色的告密者确实值得研究。
为什么告密事件屡见不鲜？柏杨的论断是：“不是中国人喜爱打小报告，而是制度如此。有什么制度，就有什么样的行动反应，当社会风气以告密为荣，认为告密是效忠时，我们又如何唾得完？”这也是为什么章诒和所说，当告密成为一种政治荣耀和义务之后，告密者的心里，就不会有负罪感和歉疚感了。因此也可以解释为什么“文革”期间会有如此数量庞大的告密与检举揭发。儒文化不主张非正义告发
支撑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教化体系，在道德价值上是不主张非正义告发的。“礼义廉耻”、“忠孝仁义”的伦理思想与告密行为格格不入，这正是在历的很多时期，告密也受到官方（至少是表面上）的谴责和抵制的原因。比如商鞅鼓励告密，但连他自己都认为这不高尚。
中国历的告密，固然有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政权而加以鼓励或者扶持的土壤。近代以来特殊时期令人惊愕的告密之风，更是国家大环境使然。并不能因此就认为中国人是“卑劣的人民”。但值得警惕的是，这股绵延千年的风气直到今天仍然有存在的土壤。
几年前的一则消息：湖学数计学院某班出台规定，实行“盯人”战术，每名学生都会有一名“神秘同学”在暗中盯着自己的一言一行，同时这名学生也暗中盯着其他人，将结果定期上报。尽管这个活动被美名曰“小天使”计划，还称“活动开展以来，效果良好，迟到的同学没有了，提前到教室自习的大增加了”，但还是一度引起争议。类似的情形还有不少，对此唐师曾曾经喟叹“东厂后继有人”。
2008年11月，华东的教授杨师群，因为在课堂上批评一些“与课文有关的中国传统文化，在某些传统文化问题上如果与当今有一些关系的话，我也会联系当今和批评政府”，被两名女生举报到公安局，称其为“反革命”。同样掀起一场风波。
沙叶新分析告密的原因，大致有四种：认为被告者的行为大逆不道，因而大义灭亲；被告者的言行可能导致连坐，为保护自身做出的选择；与被告者有私怨，借机报复；完全是利欲熏心。“除第一种情形外，告密者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，最后落得众叛亲离、身败名裂的下场。”
尽管可以从很多方面找到借口，但与基于社会责任感的“举报”不同，“告密”本身无疑是一个贬义词，这项在中国有着数千年历史的“文化”今天应当终止。告密伴随着猜忌与仇恨的散布，调动起人们身上潜在的恶。防不胜防的告密瓦解人与人之间必要的合作与信任，放大社会阴暗，腐蚀民族精神。我们要真正成为一个令人尊敬的民族，首先应当是一个胸怀坦荡、光明磊落的民族。我们也已经有足够的教训，不能再回到相互提防、人人自危、充满背叛与出卖的社会形态中去。
文/济南时报
防火防盗防小人
毕姥爷很可怜
告密可耻
原始上没有告密者
近期出版的《刘亚洲文集》中提到“中国是告密成风之国”，颇令人反思。作为社会学意义上的一种人类行为，对于告密并不能只作简单的道德判断，很多时候也是制度的驱使与提倡。
然而，告密伴随着猜忌与仇恨的散布，调动起人们身上潜在的恶，瓦解人与人之间的信任，腐蚀民族精神。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看，这项在中国有着数千年历史的“文化”今天应当终止。
中国是“告密成风之国”？
不久前出版的《刘亚洲文集‖有这样一段文字，“英国饱受恐怖主义之苦，政府制定出揭发恐怖分子的法律，在下院被否定，理由：不能助长人民的告密之风。这说明不列颠民族的成熟。我不是今天才成为告密的受害者。我早领教过它的厉害。1973年初，全国大反走后门。武汉大学工农兵学员中，走后门者甚多，李小林（注：李先念之女、刘亚洲的妻子）首当其冲。非走后门的学员都成了发情的公驴，讨伐干部子弟。为避风头，李小林离校回家暂住。我留校窥测动向。某日，我打电话给她。学生宿舍电话安在走廊。一人用，众人听。我叫她沉住气，此风不久即会过去。第二天，在外文系最显赫的位置贴出一张没署名的大字报：《试问这两人要干什么？》将电话记录公布并加以抨击。回到宿舍，我对每一个人投去怀疑的眼光。但每一个人都笑得相当坦然。他们愈坦然我愈不寒而栗。”
刘亚洲这段话或许有其个人情绪色彩，但他认为的“中国是告密成风之国”，却也值得令人反思，也一直有学者在关注。青年学者冉云飞称自己十多年来一直在撰写《中国告密史》，而凤凰出版社则早在五年前就推出了由何木风所著的《隔墙有耳：中国历史中的告密往事》。
“告密”的确是一个令人“不寒而栗”的词语，经历过“文革”的人，都对这个词有着深切体会。章诒和曾写道，自己在读了冯亦代的告密日记后，震惊瘫软到“一张报纸都举它不起”。那个年代，夫妻告讦、兄弟阋墙、朋友反目、同事成为眼线、熟人甘当卧底，可谓层出不穷，甚至有人举报亲生母亲而使母亲遭到枪毙。
作为社会学意义上的一种人类行为，对于告密并不能只作简单的道德判断，很多时候也是制度的驱使与提倡，比如商鞅、武则天、王安石，都将告密写入法令加以鼓励；它的涵义也并不是单纯的“秘密揭发”或“打小报告”，一些“告密”也有着正义的色彩，比如卧底、间谍等等，傅冬菊就奉命在自己父亲傅作义身边潜伏，将傅每天的言谈、神态、情绪变化等记录并报组织。类似的还有陈布雷的女儿陈琏，以及杨子荣、余则成等英雄形象；而像国外的“水门事件”、“棱镜门”等“告密”事件，则有着更为复杂的背景与意义，充满争议。
历那些著名的“告密”
因当权者的需要和鼓励，中国告密传统源远流长。从最早的崇侯虎、卫巫开始，这些故事一脉相承。沙叶新在《告密文化》中说，“告密”是“缠绕中华文化挥斥不去的梦魇”。
汉武帝出台“告缗令”，鼓励百姓举报一切相识者的资产。凡被人告发隐匿资产、呈报资产不实之人，其资产将被全部没收，并将一半奖励给告密人。此令一出，民间告密之风大盛。
《太平广记》记载，武则天时期鼓励告密。公元684年某日，十几个侍卫军士在客店饮酒作乐，一个人开玩笑说：“早知今日得不到功赏，不如去扶持庐陵王了。”这个“庐陵王”就是已被废黜的中宗李显。有一个人趁大家不注意离席走出，于是酒席还没散，羽林军已破门而入。告发者授五品官衔，说那句话的人被处斩，其余在场的人属于“知反不告”，一律处以绞刑。
唐代的宋之问，后人用八个字概括其一生：“才华盖世，无耻之尤”。这个著名的诗人曾在患难之际投靠朋友张仲之，却向武氏政权告发张仲之谋反致其一家被杀，最终导致“天下丑其行”。
促成了鸿门宴的曹无伤、岳武穆坟前跪了一千年的王俊、平民告密者丁钰、挂历史倒挡的袁世凯……形形色色的告密者确实值得研究。
为什么告密事件屡见不鲜？柏杨的论断是：“不是中国人喜爱打小报告，而是制度如此。有什么制度，就有什么样的行动反应，当社会风气以告密为荣，认为告密是效忠时，我们又如何唾得完？”这也是为什么章诒和所说，当告密成为一种政治荣耀和义务之后，告密者的心里，就不会有负罪感和歉疚感了。因此也可以解释为什么“文革”期间会有如此数量庞大的告密与检举揭发。儒文化不主张非正义告发
支撑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教化体系，在道德价值上是不主张非正义告发的。“礼义廉耻”、“忠孝仁义”的伦理思想与告密行为格格不入，这正是在历的很多时期，告密也受到官方（至少是表面上）的谴责和抵制的原因。比如商鞅鼓励告密，但连他自己都认为这不高尚。
中国历的告密，固然有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政权而加以鼓励或者扶持的土壤。近代以来特殊时期令人惊愕的告密之风，更是国家大环境使然。并不能因此就认为中国人是“卑劣的人民”。但值得警惕的是，这股绵延千年的风气直到今天仍然有存在的土壤。
几年前的一则消息：湖学数计学院某班出台规定，实行“盯人”战术，每名学生都会有一名“神秘同学”在暗中盯着自己的一言一行，同时这名学生也暗中盯着其他人，将结果定期上报。尽管这个活动被美名曰“小天使”计划，还称“活动开展以来，效果良好，迟到的同学没有了，提前到教室自习的大增加了”，但还是一度引起争议。类似的情形还有不少，对此唐师曾曾经喟叹“东厂后继有人”。
2008年11月，华东的教授杨师群，因为在课堂上批评一些“与课文有关的中国传统文化，在某些传统文化问题上如果与当今有一些关系的话，我也会联系当今和批评政府”，被两名女生举报到公安局，称其为“反革命”。同样掀起一场风波。
沙叶新分析告密的原因，大致有四种：认为被告者的行为大逆不道，因而大义灭亲；被告者的言行可能导致连坐，为保护自身做出的选择；与被告者有私怨，借机报复；完全是利欲熏心。“除第一种情形外，告密者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，最后落得众叛亲离、身败名裂的下场。”
尽管可以从很多方面找到借口，但与基于社会责任感的“举报”不同，“告密”本身无疑是一个贬义词，这项在中国有着数千年历史的“文化”今天应当终止。告密伴随着猜忌与仇恨的散布，调动起人们身上潜在的恶。防不胜防的告密瓦解人与人之间必要的合作与信任，放大社会阴暗，腐蚀民族精神。我们要真正成为一个令人尊敬的民族，首先应当是一个胸怀坦荡、光明磊落的民族。我们也已经有足够的教训，不能再回到相互提防、人人自危、充满背叛与出卖的社会形态中去。
文/济南时报